发端于美国次贷市场的金融危机破坏力之大、波及面之广，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经济危机，危机何时能够触底反弹尚不明朗。及时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前景进行分析，反思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09年5月7－8日，中央财经大学皇冠足球比分、德国开发研究院（DIE）、德国InWEnt国际继续教育与发展协会联合主办“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学术研讨会。与会中外学者立足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反思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教训，讨论国际、国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交流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监管措施，研究未来的监管环境和监管框架，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专家们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全球金融危机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展望，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对策和建议。
    这次会议包括五部分：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后果和教训；金融自由化的反思和对当前金融市场监管制度的改革；如何推进区域金融一体化和东亚监管合作；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将会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全球金融体系调整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金融监管体制的现有缺陷和未来可能的改革方向，《中国金融》特刊登演讲嘉宾的主要观点，并做简要评论。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后果和教训
   世界银行区域负责人David Dollar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起因。他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源于IT泡沫破裂后美国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持续的时间过长，多年的低利率水平对经济繁荣起到了刺激作用。美国过于刺激性的政策导致消费激增，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提高，贸易赤字占到GDP的6-7%。同时，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中国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但是政府因为担心汇率调整导致过多热钱流入中国，从而维持低利率，通货膨胀上升使实际利率为负值，导致中国房屋建设超过实际需求。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后，房地产投资下滑，同时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由于美国降低财政赤字恢复美国宏观经济的平衡尚需时日，美国的消费和进口不会恢复的太快，所以中国出口市场不会很快恢复。
中央财经大学皇冠足球比分院长张礼卿讨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现状和经济后果，他认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处于非常严重的状态。首先，信贷利差依然处于高位，股票市场微弱，私人部门的贷款仍然处在历史性底部。其次，全球范围内与美国金融资产相关的资产减记达2.7万亿美元，预计还会进一步扩大。再者，由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去杠杠化，以及实体经济的严重衰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融资和出口今年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不排除爆发更大面积危机的可能性。目前全球的政策反应有一定积极影响。这些政策要进一步阻止美国经济衰退，必须要有私人投资的显著增加，而目前大部分增长来自政府部门。从长远来看，目前的政策还存在很多隐忧，譬如，对大企业和大型金融机构的救援存在道德风险，巨额的财政赤字正在造成通胀压力和美元贬值预期等等。
张礼卿教授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从微观层面看，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有两个方面的金融自由化举措：一是取消佣金管制和利率管制；二是90年代后期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分界管制的取消。金融自由化使投资银行面临严峻的竞争态势，进而不得不采取过度冒险的对策，并通过探索新业务、新模式（如“发行即分销”，OTD模式），通过资产证券化轻易地将风险转移出去。由于缺乏监管，各种过度冒险，以及各种新业务和新模式的大量运用，导致金融风险的迅速积累，最终导致本次危机。从宏观层面来看，有两派观点：一是美联储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二是大量外国储蓄流入美国。张礼卿教授认为，主要原因是美联储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决定的。理由有两点：其一，东亚国家高储蓄率对全球长期利率的影响，已经被美国的巨额储蓄缺口所抵消，所以全球长期利率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低。其二，货币供应的过度实际上是大量外国资产流入美国的原因。因为有数据显示，美国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发生在前，大量外国储蓄的流入发生在后。实际上，美国货币当局应该感谢大量外国资金的流入，正是这些外资的流入，美国才得以避免因过度货币扩张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前景和影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以下四个领域：一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二是大国联合救援措施的效果；三是来自于实体经济衰退和外围国家经济衰退的反馈效应；四是金融机构“去有毒资产”的进程。在这四个领域既有积极的信号也有不断增加的风险。究竟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的未来走势会如何，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对未来进行展望。根据Reinhart和Rogoff（2008）的研究显示，战后主要金融危机的特征有六个方面：一是银行业危机平均会持续2年；二是实际房价平均在6年内下跌35%；三是股票价格在3.5年内下跌55%；四是失业率平均在4年内上升7个百分点；五是产出下降9%；六是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平均上升86％。从目前来看，由于美国房地产价格跌幅接近30％，银行业危机已经持续近2年，发达国家股票市场跌幅在40－50%，金融市场可能会在2009年下半年趋于稳定。然而，由于失业率尚未见顶、GDP跌幅尚不足、“去杠杆化”和信贷紧缩仍在持续，消费需求短期内难以回升，实体经济复苏还有一个滞后期，预计2010年上半年见底，经济萎缩的趋势得到遏制。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李向阳研究员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第一，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方式会发生改变。过去20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是美国的负债消费和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这场危机证明了美国负债消费模式一定要进行调整，美国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整过去多年来的资产负债结构。20世纪90年代美国私人储蓄率是8%到10%，进入20世纪下降到5%，危机前跌到-1%到0之间。房地产泡沫的崩溃使得美国普通居民的负债消费已不可持续，美国私人储蓄率出现回升，目前已恢复到4－5％，储蓄率上升意味着消费水平下降。假设收入毫无增长，债务与收入的比率每下降5个百分点，消费就会减少约5000亿美元。目前债务与收入的比率为130%，即使回落至100%，后果也必将十分惨痛。由于美国的调整使全球总需求规模整体萎缩，首当其冲的是东亚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多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将会冲击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在这次经济危机后，中国很难保持20%-30%高速出口增长，因此要对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进行调整。
第二，围绕清洁能源所形成的产业群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繁荣的支撑点。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孕育出信息产业，这次危机能不能为下一轮全球经济繁荣周期孕育一个全新产业，还面临不确定性。现在美国新政府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清洁能源方面，围绕清洁能源所形成的产业群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繁荣的支柱。能源业本身会影响到所有产业，乃至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化石能源稀缺性在加剧，所以能源需求大的国家的博弈能力在下降，这是发达国家不能容忍的，因此很多发达国家调整了能源发展战略，基本方向就是发展替代能源，既包括天然气、风、电能，争议最大的就是生物能源，因为原料用的粮食。2007年全球生物能源产量才1000亿升，占整体消费量的比例很小，但粮食消费量很大，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粮食价格的上升以及饥饿人数的增加。但是支持生物能源发展的支持者有一个很强大的道德优势，就是生物能源有助于环境保护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一个带头产业必须要有市场竞争力，但生物能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成本过高。要成为未来全球发展的支柱产业，美国会制定全球规则来创造市场需求，很可能通过《京都议定书》提高传统化石能源价格，从而提高生物能源的竞争力，这将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承接未来产业的布局都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Ansgar Belke分析了财政刺激方案、不确定性和经济危机。第一，欧洲经济的前景。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了实体经济危机，世界贸易产出会大幅下滑，欧洲房地产市场也会大幅调整，很多国家已经濒临衰退的边缘，欧洲经济有可能衰退到2010，2009年德国经济可能衰退9%。现在西欧受到了东欧银行业的影响，风险很容易传递。危机带来了货币价值和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欧洲央行可能执行非传统货币政策，风险刚刚拉开序幕。
第二，财政政策是不是维持需求的普遍做法？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有很高的储蓄率，即使出台财政政策，效果也不会太大。首先，欧元区范围内存在政策协调问题。很多人认为单一市场应该有单一货币，单一货币应该有统一的政治联盟。但是，货币联盟或政治联盟也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果有很多财政政策需要协调，未来出现冲击的可能性越高。其次是流动性陷阱问题。目前欧洲的利率很低，很多人担心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从而赞成使用财政政策。但是，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降低了政府公债的收益率，货币政策的出台可以影响到实体经济，有一定作用，可以防止大萧条的。央行要和其他机构合作，在降低利率时避免未来产生通货膨胀。
第三，等待是否有价值？英国和西班牙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当前财政政策出台的形式就是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其成本相当昂贵，而且会增加政府债务水平。降低税率，对于德国的负担可能比美国要大：一是要考虑到不对称的财政政策体系；二是未来能否进行更多的储蓄以降低财政政策带来的高债务水平；三是投资和消费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降低了通胀水平，欧元区通货膨胀已经低于欧洲央行的目标水平，欧洲政府存在提高政府支出和减税的压力。德国预算赤字达到了GDP的5.9％，2008-2009年面临很多不确定性，雷曼兄弟倒闭后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如果相信不确定性在未来很快会被解决，我们应该等待直到不确定性被解决。货币政策具有一定滞后性，德国经济政策的组合拳要到2012年才会有效果。等待还是有价值的，不仅政府是这样，私营部门也是如此。

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
目前很多国家都关注短期内如何走出危机，但是对今后国际经济格局如何演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这次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理念上的反思。《金融研究》执行主编徐忠从六个方面讨论了这次金融危机对金融稳定的启示。
第一，中央银行与监管体系是不可分割的。首先，中央银行负责系统性风险应有一定监管权，如果仅仅保留货币政策或金融服务，把监管拿开的话是不能维护金融稳定的。比如英格兰银行处理北岩银行时，由于央行不在第一线不了解实际状况，不能确定是否应该救助。这表明，中央银行负责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必须要有监管职能。如果没有金融监管职能，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面前可能束手无策，无法采取正确措施。其次，中央银行决策程序简单，最后贷款人职能要比政府救助行动更迅速，因此，中央银行在危机中要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传统上只针对有系统性影响的银行，要有高等级的抵押品。然而，在这次危机中，美联储除了对有系统性影响的机构提供支持外，对很多基金也提供了流动性支持，甚至是对资不抵债的企业也进行了救助，抵押品的范围也在扩大。这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时候也承担了财政职能。由于财政预算需要通过议会有很多程序，中央银行扩大抵押品的范围很快就能处置危机，反映出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中要有监管职能。再者，金融创新后，监管体制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缺少一个从全局系统性角度监管整个体系的机构。很多影子银行、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都在监管之外，它们出现问题后对市场产生很大冲击，危机后要求从整体来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第二，金融制度是有效金融监管的重要支柱。从金融危机我们看到，目前维护稳定的各种金融制度，以及维护金融稳定的手段存在不完善性。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压力测试、大机构不能倒闭、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这些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在正常市场环境下可以用，但在危机的时候不能应用。
第三，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分散了风险但是也可能产生更大风险。一般来说，银行是系统性风险的重点，但现在风险源发生了变化。今后监管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无限扩大监管面积，把所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银行纳入到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框架中来；另一种是回到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分业监管。今后全球金融监管的框架何去何从，还要拭目以待。但方向是肯定的，要么鼓励创新并将各种创新纳入到统一的监管框架之中，要么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并且限制创新。
第四，金融体系监管和货币体系相辅相成。金融危机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过去长时间维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是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缺陷。如果没有过长时间的低利率，问题不会那么严重。有人认为，如果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良好，金融危机就可以避免。这是不可能的，监管体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永远存在问题。如果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权国家，只关注国内货币政策，不承担在国际货币责任的话，即使现在有完善的国际监管合作，今后仍然会有问题。因此，金融体系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要相互结合。
第五，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始终是有效监管的基础。此次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于金融监管基础的重视。跨国银行、跨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不健全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从目前来看，金融机构高管去追求高风险业务，丰厚报酬是自己的，出现损失是股东的。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单纯依赖监管体系的改革是不够的，因此今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同时，要注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协议有很多问题。譬如，只重视资本监管，以来单一指标，而不是综合性的监管指标；只重视市场风险，忽视流动性风险等等。因此，巴塞尔协议应该从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发展，避免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
第六，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和监管套利。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客观要求全球监管的合作，监管合作是监管规则的趋同，是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合作，也是监管标准的趋同，防止监管套利。问题是，如何协调英美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欧洲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监管理念和思路，如何形成防范风险的监管体制。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处长张晓朴从金融监管的角度对金融危机进行了反思。反思之一是发起－分销模式下失败的风险管理与监管。过去十多年间，美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业务运营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型，由过去的“购买－持有”转变为“发起－分销”。“发起－分销”模式是指银行在贷款发放后并不在资产负债表上持有到期，而是采取出售、证券化、购买信用衍生产品等方式把贷款的信用风险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的一种经营方式。美国次贷危机充分暴露了这种新模式在激励、透明度、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首先，“发起－分销”模式拉远了借款人和违约风险最终承担者之间的距离，导致信用风险交易的发起者和始作俑者－银行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其次，“发起－分销”模式下，市场参与者众多、风险交易链条拉长、风险持有期限缩短、委托代理关系复杂等特征，导致了发起方、组织方、管理方、担保方、分销方、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等严重的风险漠视和激励失当（incentive misalignment）问题。再次，“发起－分销”模式下不充分的信息披露和复杂的产品设计，严重地恶化了金融市场上原本就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反思之二是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与监管。任何危机都首先表现为流动性危机，美国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银行的融资大量依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市场向好时流动性风险被掩盖，市场恐慌出现，流动性瞬间枯竭，银行体系面临急剧的流动性压力，这在次贷危机中表露无疑。理论上说，市场主导型的体系下，银行和监管应该是一个备份机制，但是现在成为了一个共振机制。现在提出要提出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压力测试的强度，要银行持有更多高质量流动性资产，这在市场主导型体系下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现在全球都在讨论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和监管，但很难找到根本的出路。
反思之三：如何预防和干预系统性危机？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是全球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是系统性风险的爆发。金融监管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是防止市场失灵和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随着金融集团经营综合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大大增强了，同时，金融市场越来越同质化，金融产品、金融决策越来越同质化，这就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很难通过金融机构自身加强管理来矫治系统性风险，因为这是金融机构的外部性导致的，这个情况需要从监管层面、全球层面进行协调。但是系统性风险的防止和干预在实践中很难奏效。作为监管当局，不应代替金融机构去做决策。但问题是，当宏观经济过热时，房地产、资本市场有泡沫时，监管当局只能提醒说注意房地产泡沫，注意整个宏观经济风险，只能去提出提示，但是未必会受到重视。在临界点还没有到达的时候，监管当局内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即使达成一致意见，监管当局也未必能够非常强的把这个信号传递给金融机构。
反思之四：政府住房补贴与房地产泡沫。住房问题一直是各国社会经济政策的核心，鼓励“居者有其屋”尽管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目标，但如果走得太远也会出现很多问题。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危机、阿根廷、意大利、挪威危机，造成了1875-1913年间世界范围的最严重银行危机。文献显示，这四次危机事件都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补贴政策有关，正是政府的补贴政策促使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推进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和开放？张晓朴提出，三十年来中国银行业改革坚持市场化取向和渐进开放，这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和路径，是内生的选择。2008年中国银行业全行业利润达到5834亿元人民币，利润增长幅度超过30%。银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达到了17.1%。不良贷款率降至2.04%。中国应该继续深化商业银行改革，核心是提高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目前商业银行大都引入了战略投资者，初步建立了公司治理框架，但是如何反映到日常管理当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合规文化应该始终得到坚持和执行，特别是对风险管理和合规人员的管理要引起重视。在银行业开放进程中，中国开创了一种有别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独特的、以持有少数股权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促进国内银行经营机制转变为主要内容的银行业开放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要素有三点：一是只允许外资取得中资银行20％以内的少数股权，这与东欧国家、拉美国家完全让渡控制权的开放截然不同；二是股权的转让对象主要限于能够给中资银行提供管理经验和技术的战略投资者，强调引进外资主要不是为了引进资金，而是为了促进中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三是开放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中资银行竞争力，强调开放为我所用。
如何推进中国金融创新，张晓朴提出四点建议：一是金融创新应当和金融业发展水平、监管能力和监管法规制度相适应；二是金融创新不能超过金融机构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监管者的监管能力；三是金融创新必须时刻检讨“风险是否可控”。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就是无论火车的动力有多好，技术装备水平有多高，必须与铁轨相适应，不能在普通铁轨上跑高速列车；四是金融创新的步伐不会也不应放慢。同时，进一步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对于短期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应该格外谨慎，稳妥推进利率市场化。
中央财经大学皇冠足球比分李建军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变化。他认为，金融市场的抑制导致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两元结构：正式和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在现在融资结构之下，公有部门可能会有更多资源，因此要进行适当的金融自由化，为中国的私营部门提供更多渠道，这能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发展。金融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有一个目标顺序，金融改革的同时应该伴随着有效监管和监督。
第一，中国金融市场概览。一是银行体系，包括：政策性银行、邮政银行、合作社、商业银行；二是非银行体系，包括正式金融机构和非正式金融机构两部分，正式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非正式金融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信用担保公司、典当行，还包括企业非法集资、地下钱庄、货币经纪人，以及企业之间的转贷款，以及民间互助金融协会和个人信贷。中国经济遵循渐进式改革的路径，整个金融自由化的进程缓慢。在非公有制经济增加的情况下，国有经济依然保持主导地位。由于金融错配，民间金融相对比较活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同时，游离于监管体系外的非正规金融发展有时候也影响到社会稳定，削弱了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
第二，关于民间融资市场大小的估计。2004年17个省份2175个中小企业家以问卷形式回答了关于民间融资的比重，其比例为35.86%；第二次调查（2006年），扩展到27个省份4705个样本，测算出中小企业的非正规融资占43.1%左右；2008年没有做大规模调研，只在山西、浙江、广东做了个案调查，山西一个煤炭集团非银行融资占到45%，2008年江龙集团20亿债务中有8亿来自民间融资，本色集团大部分是民间贷款。通过计量模型测算民间金融市场的规模，2008年底整个正规银行融资30.3万亿，民间信贷余额大约5.4万亿，民间借贷占整个银行贷款余额比重约18%左右。
第三，2009年4月香港Macquarie证券公司最近做了研究，在广东、上海、福建、浙江做了电话调查，访问了九个专家，有城市商业银行总经理、外资银行总经理、两个信用保证公司经理、还有一个私人投资公司经理、中小企业业主以及其他专家，结果发现：（1）民间借贷中信用保证公司原来有1亿，因为银监会规定信用保险公司只能做担保，但是很多私人担保公司基本不作担保，在直接放贷中年收益70-80％都来源于房贷，主要放款主要是依托个人关系，借给了中小企业家；（2）关于借贷者之间的变化，借款者主要是中小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要交一些抵押品。期限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民间借贷期限金额都比较短，金额也不大，现在单笔可以达到1000万，非正规融资贷款利率为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2008年去太原调查时，典当行的年率为60%，过去期限是3-6个月，现在也有两年的。在抵押物方面，普遍接受的资产就是土地使用权。贷款使用方面，大部分用于短期资金周转，或者流动资金，对个人或者小的经济体来说经常使用过桥贷款，就是贷款没有批下来之前先借钱，等正式贷款下来后再还掉。
第四，对中国的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思考。一是金融抑制导致了整个信贷市场出现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向前推进，民间金融市场应该逐步的被规范化。其实这么多年从中国人民银行到银监会一直在做工作，从06年开始的放款人条例的制定，现在还没有正式出来，都是在为规范民间金融做一些探讨。
德国中央银行国际金融系统司司长Erich Harbrecht讨论了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要素及其危机管理方面的教训。他认为，金融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很多地区仍在进行危机管理。短期任务有两个：一是重新启动国际金融体系，处置有毒资产，解决流动性问题和偿付能力问题；二是恢复世界贸易和投资，避免重复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全球资本流动的历史错误。然而，仅仅恢复金融系统的功能和经济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致力于合理的监管改革，设计良好的监管体制来恢复国际金融体系的复苏。此外，应降低不确定性，并产生积极的外部影响实体经济，从而促进经济繁荣。
Erich Harbrecht讨论了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构成要素。首先，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了放松管制的时代吗？政府应该重新监管吗？我们真正要关注监管的质量而非数量，要在金融稳定与允许金融创新之间保持均衡，金融监管体系需要修复而不是重新书写或扩张。金融监管有很多行动的压力，但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准确性。如果改革设想的不充分，就可能缺乏连贯性或者带来监管套利的负面影响。其次，在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市场纪律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因此，不要用主权监管代替市场约束。相反，监管需要创造市场自律和约束，让他们有一定透明度，使得与市场相关的解决方案更灵活，成本更低。再者，监管改革的规模问题。改善监管并不是拘泥于细节，而是要采取广泛的措施重新设定监管的规则。最后，监管的时机。有人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关注危机管理，过一段时间再重新构建金融体系，但是我认为在当前应抓住机会开始监管。
关于危机管理的具体变化，有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一，危机暴露出审慎监管的缺陷。众多金融机构都在规避监管规则，利用巴塞尔协议的空白，将风险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现在这个空白已经得到了补充，但是新巴塞尔协议还是有缺陷。银行交易账簿里有大量结构性产品，只反映市场风险，没反应违约风险，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要求可以让银行减少监管成本，我们要对新巴塞尔协议进行修改。监管者大都同意提高金融体系所需资本的水平和质量，但是不要在金融危机时这样做。在出现经济复苏之前，标准的最低限度的资本应保持不变。第二，金融动荡暴露出信用评级中的一些问题。他们低估了风险，推高了金融危机泡沫的积累，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评级公司必须要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以及评级方法和假设，此外，结构性产品和传统债权不一样，应该采用不同的评级指标。第三，透明度有助于我们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维持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复杂工具的风险转移，已经大幅改变了金融结构，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衍生品包含的风险有哪些。现在要提高产品以及市场透明度，监管机构要求证券发起者提供有关的资料和数据。
危机的教训表明监管理念需要改变。第一，监管是系统性的。对于个别金融机构是好事，可能会对整体产生副作用。监管可能是顺周期的，会放大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的上行和下行趋势，破坏金融体系的运行能力。比如，在现有金融监管体系中，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对风险敏感的最低资本要求，是基于违约概率的，而违约概率在经济下行期会上升。在经济上行时大量杠杆率上升，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加剧杠杆率上升，监管必须考虑到个别机构对总体产生的负面效应。如果要进行全面监管，这是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控制系统性风险。任何系统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第二，监管的范围。20国集团认为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得到审慎监管，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如何确定一个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呢？政府需要看机构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但是又不能事无巨细要有重点。比如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对冲基金杠杆率极高，意味着他们的交易价值远远超过他们可以管理或者政府可以监管的价值，这种差距和缺口会对整个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他们所涉及的交易对手非常广泛。某些大规模对冲基金可以定义为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
危机给监管前景带来了重大变化。首先，将教训转化为实质性的金融监管改革，制定全球遵守的国际标准，对离岸金融中心进行监管。其次，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跨境国际监管合作。28个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委员会已经成立，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监管机构成立。再者，关于全球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的变化。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国际金融监管至关重要，现在20国集团已经成了进行国际监管的团体，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已经转变为金融稳定委员会。
总的来说，Harbrecht认为，金融监管首先注重监管质量；第二，要关注宏观经济风险而不只是微观风险，要看微观机构的影响；第三，国际合作不可或缺，这样才能建立全球监管机构；第四，要有很好的国际监督进行每日信息审查，进行监管；第五，要进行早期预警。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高级顾问Jochen Robert Elsen对全球金融改革进行了探讨。首先是如何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很多国家监管的领域过于短视，过于关注银行监管，忽视了其他机构如对冲基金刚杠杆率过大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危机前没有预计到金融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次危机后，不仅要审视这些公司的情况，还要看到这些公司可能会对整个经济产生的系统性影响；不能只追求公司微观的盈利，还要考虑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要进行早期预警，警告大家是否有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其次，欧盟决定进行更加严格的机构化过程。欧洲在走向金融整合、统一市场方面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和经验，在这个背景下讨论是否要成立专门的整合欧洲金融风险的监管机构，同时采取政策对对冲基金等其他创新性的金融工具，或者资产支持证券等金融资产进行有效监管。目前在金融整合过程中实现了一定好处，取得了一定成就，这对于打击贸易保护主义是有帮助的，有助于我们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中国和德国有很多方面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就是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很大。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和德国这样出口依赖性国家的影响更大，这在金融融合的过程非常重要。现在更多是地区间、国家间的计划，这对我们的监管带来很大难度，要成立一种欧洲层面上相关的机制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政府和监管机构在长期可以采取泛欧洲计划。
再者，应对危机的努力应该有共同的法律来约束。欧洲各个国家的监管标准和法律是有差异的，使得欧洲进行统一财政政策方面面临比美国更大的挑战，这就需要各国政府一起合作。欧洲政府是否愿意这么做，存在一些法律问题，还有一些民主国家法律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在组建共同体的时候要保证区内区外国际环境有共同的空间。金融危机后德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最主要是禁止卖空，但是这方面很难进行协调一致，很多参与者对卖空有不同的见解，所以德国并不是普遍禁止卖空，而是对金融机构的卖空行为进行了一些约束。主要是因为雷曼兄弟倒台后很多机构进行卖空来套利，这只是临时性的。德国不愿意大规模出台经济计划的，这是因为各州情况不一样，比如各州预算能力不一样。

三、区域金融一体化和金融监管合作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区域金融合作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了，危机背景下凸显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德国发展研究院全球经济与发展金融部部门主任Peter Wolff指出，现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受到很大影响，产生了萎缩。在过去一段时间世界信贷市场受到很大影响和冲击，在金融领域从过热到了紧缩，全球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在OECD国家中影子银行的问题很严重，影子银行没有受到监管，这会对金融体系、银行体系造成很大影响，也会对公共债务、私有部门债务的质量产生影响。现在主要责任不是找出是谁是罪魁祸首，而是要依赖国际协调与合作才能使我们共同度过危机。
亚洲发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Lotte Schou-Zibell讨论了亚洲债券市场在区域金融整合与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她提出，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降低对于银行借贷的过度需求过度依赖，分散金融风险，对于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投资提供更多渠道，也为亚洲的居民提供更多的理财渠道。同时，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传导非常重要。此外，地区合作可以促进地区和国家的债券市场发展，同时对监管政策进行协调，亚洲国家通过地区合作可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和危机的传染效应。地区合作，比如储备库的建立或者地方机制的建立越来越重要，会成为全球金融体制的一种补充机制。
第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日渐上升。金融一体化有助于促进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在整个区域平衡传导货币政策的效应，货币政策和平衡的传播及其影响整个地区的；通过创造更大、更富有流动性和竞争性的市场来进行风险分散和风险分担，促进金融稳定；通过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的福祉。亚洲和美国市场的相关性在不断增强，各国容易受到相互的影响，主要国家的问题会外溢到新兴市场国家。
第二，亚洲金融市场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下降。从1995-2008年金融部门的发展来看，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上升，债券市场在整个金融市场的比重从1995年的21.1％上升到2008年的32.4％，股票市场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3.2％，而银行体系的比重从58.2％下降到44.5％。债券市场的发展并不平衡，公司债券在亚洲新兴国家中的发展较为微弱，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债券余额只占GDP的6%。
第三，本币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是仍然不够发达。债券市场有助于金融稳定：一是降低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问题；二是降低对银行借贷的过度依赖，分散金融风险；三是为长期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提供其他融资渠道；四是为亚洲家庭提供其他的财富持有模式；五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六是降低政府严重依赖向中央银行融资的风险；七是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各国政府债券发行量会激增。亚洲债券市场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益的环境，如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交易成本较低、分割水平很低、稳健和安全的市场结构、市场参与者异质性较大。新兴亚洲本币债券市场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市场参与者数量很小、外汇管制、税收体系不同、监管框架不同、清算体系不同、缺乏衍生品、评级方法各异以及没有统一的法律框架。要发展本币债券市场，有以下前提条件：审慎放松资本管制；形成可靠、具有流动性的基准收益率曲线；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加强透明度；发展市场基础设施；消除歧视性税收和对外国投资者的利息和资本利得征税；扩大机构投资者基础；加强金融监管和调控；可靠和稳定的政府；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第四，地区合作在发展地区债券市场中的作用。地区倡议有助于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中国家债券市场发展树立典范，还有利于提高区域一体化和加强区域合作。10+3提出了很多新的创意，如亚洲债券市场倡议、清迈倡议、经济审查和政策对话。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研究和技术支持、相关的信息和分散机制来支持这些计划。主要有四个专门的工作小组，第一个工作组提供担保机制，为地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也为当地金融机构的贷款提供保险，同时还要负责亚洲货币票据计划。第二个工作组负责亚洲在线网站，提供东盟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指标，解释10＋3的经济状况。第三个工作小组负责统一债券发行方面的标准，第四个负责清算中介服务，帮助各个国家发行本币债券。亚洲债券基金负责在亚洲发行当地货币计价的债券需要各个机构的合作，清迈倡议可以改变亚洲一体化进程，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金融合作架构。我们要有一个独立的过渡性监管机制来推行债券市场的发展，还要在亚洲地区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性，推进区域流动性的整合，这些计划可能会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对亚洲金融合作中中国角色进行了重新思考。第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外部金融稳定政策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更多的具有资本账户危机的性质，有很强的资本传染性，资金撤离时是大规模外逃的，很多国家对IMF救助很失望，中国感受到参与区域合作的需要，当时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于东亚地区起到了稳定作用，中国金融政策的外溢效应开始显现。这场危机使得中国外部金融政策全球转向区域，以往中国是侧重BIS等机制，从那以后中国开始认真考虑亚洲合作的计划，清迈倡议由此诞生。当时中国担心亚洲货币基金影响国际货币基金在中国的作用，现在态度很明显的发生了变化。整个国际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应对这样的危机。中国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中国以主权财富基金和国内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形式开始大量海外投资，中国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这对中国外部金融政策产生了影响。中国外部金融政策开始具有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在整个全球金融危机救助行动中中国表现非常积极，如协调采取财政刺激政策、超主权货币的设想、中央银行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CMIM“亚太地区恢复经济与金融稳定的行动计划”。
第二，中国区域金融政策。中国在不断加强金融政策，政策的目标是要保证区域稳定，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区域流动性机制、经济监控和政策对话平台；二是区域金融市场；三是区域汇率合作。中国参加到什么程度要放到亚洲来看，首先是区域的经济监控和政策对话，包括10＋3（流动性支持）、APEC 21、ASEM 25（区域对话、信息分享和经验分享）、SEANZE 20（银行监管）和EMEAP 11（中央银行合作），其中最核心的是10＋3，多边的10＋3决议取得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清迈倡议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是监控资本流动、区域金融对话和经济监督以及人员培训；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扩大货币基金规模；第三阶段是建立储备库，包括储备库的自我管理和设立800亿美元的共同储备基金；第四阶段是2009年多边清迈倡议，包括CMIM“恢复亚太地区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行动计划”，将储备基金扩大到1200亿美元，10＋3提议降低与IMF的挂钩程度，并建立监督的实体。关键的问题是储备库的资金怎么管理，亚洲开发银行可能会成为管理机构，但是有很大的争议。但是，清迈协议真正要用起来却需要很多改革，中国非常积极的参与多边框架和双边协议签署的货币互换。
其次，区域金融市场包括亚洲货币基金，“恢复亚太地区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行动计划”，相关的建议包括亚洲债券市场倡议、亚洲信用担保设施以及亚洲信用评级委员会，中国参与了亚洲债券基金，中国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总计发行150亿美元债券，目前区域金融市场合作的障碍包括低收入国家的资本管制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差异。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过度依赖美元，加强区域债券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都有很多想尽设想，但是影响并不是很大，区域金融市场得不到发展，可能还要依赖美国市场。
再者，区域汇率合作。IMF的报告显示亚洲国家采取了多种汇率安排，但事实上实行美元本位制的汇率政策。亚洲国家为寻求名义锚，出现四种政策建议：一是东亚盯住共同货币篮子；二是盯住G3篮子汇率；三是亚洲货币单位（AMU）；四是亚洲货币单位（ACU）。最大的问题是东亚国家是采用正式还是非正式盯住美元的方式？我们需不需要集体盯住，是集体盯住好还是单独盯住好？毫无疑问，美元在全球的角色是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但在亚洲区域不应该那么悲观。观察下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作用，目前中国在亚洲的角色很像美国在全球的角色。只有货币发行国有逆差才能为需求国提供流动性，中国对东亚国家存在大量的逆差。中国充当垂直生产网络的中心，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的54.6％，区域内贸易的60％和中国有关，资金流动、FDI占了亚洲的大部分比重，中国影响力在不断上升。所以中国还有多长。
第三，长期视角。东亚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亚洲国家设立单一货币，在实现这一终极目标中，中国的选择非常重要。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化是两个阶段的问题，但是，到了统一汇率安排的时候就可能要有所考虑，因为采取不同策略结果会很不相同。单独浮动，人民币可能会像美元一样成为国际货币；联合浮动，人民币可能会类似于马克一样联合浮动。中国的选择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全球金融格局。
中央财经大学李健教授从全球金融结构的变化展望了区域货币的发展。第一，以单一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本次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在国际经济格局已经改变的状况下，作为经济格局内生的货币格局应该发生变化，但是以美元为主导的格局并没有进行相应调整。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处在一个中心地位，随着国际储备的不断增长，美元定价的资产就不断增加，美国要靠外部资本的不断流入来支撑这个模式的运转，其他国家会把资金大量返回美国，降低了美国利率水平，助推了美国的低储蓄。在放松监管的状况下 金融衍生品发展失去约束，这样必然引发金融危机。在这种单极化的条件下，其他国家被动地为美国承担金融危机。世界金融业曾经以欧美为主，虽然这个格局没有因为金融危机打破，在这次危机中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力量发生了调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下降，特别是欧洲GDP的下降更为显著；二是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力量在上升。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债务安全度在不断提高，风险控制得到改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也在上升。
第二，金融危机促进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金融危机使美元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货币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美元的霸权地位在衰落。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急速下降，失业增加，股价动荡，长期来看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一个趋势，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2、欧元的地位并没有获得提升。美元独霸的格局被欧元挑战。越来越多国家以欧元作为储备货币，份额也有所上升。本来美元危机之后欧元会提高竞争力，但是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冲击超出了过去的想象，特别是东欧，外债累累，需要偿还的债务在4千亿左右，西欧银行在东欧有大量贷款，这次欧元要取代美元有很大难度。3、非洲法郎区的政策。尽管非洲法郎区经济增长不错，但是基本面比较脆弱。各国通胀率有增无减，特别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商品要素市场，虽然成立的比欧元要早，但是进展很困难。4、海湾地区的货币合作。实行统一货币是海湾货币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他们有很多困难，但是由于经济基础和欧盟类似，加上海湾地区的特有优势，有可能使海元提前出现。美元汇率大幅波动使盯住美元政策产生分歧，所以重建新的货币体系成为广泛共识。5、人民币和日元。亚洲货币合作不可避免涉及到人民币和日元的关系。从日元来看，日元可能受到人民币和美元的挤压，削弱了日元的地位。单纯依靠日元或人民币都难以独立担当重任。从扩大区域货币互换着手，增加货币基金规模抵御外部金融危机，争取使人民币和日元成为亚洲国家的储备货币。
第三，地区合作有助于提高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金融危机既改变了金融和货币格局，又加强了地区合作趋势。区域货币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增强经济体抵御冲击的能力。尽管危机对欧洲有冲击，但是可以看到，海湾国家一体化进程较快，拉美也在增加，亚洲货币合作也在加快。强调两点：1、汇率合作是地区合作的基本问题。区域货币合作的重点是汇率稳定，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协同干预市场等手段来实现双边或多边汇率稳定。由于大都认识到美元资产贬值的风险，很多国家都要求国际货币和外汇储备的多元化，一些国家已开始实施货币互换，区域合作组织积极倡导区域货币合作，以避免美元储备过高带来的风险。2、区域货币需要适度的政府干预。现在来看极端的经济自由模式有一些缺陷，大家也逐渐认识到完全依靠市场或政府都很难解决问题。德国学者提出的介于管制和自由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理论。从货币层面看，由于货币的主权特征，地区合作不能自发实现，需要政府推动，特别是联合干预机制，加强合作协商，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国际金融体系带来的问题。

四、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讨论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当前的金融形势。第一，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限。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有限直接损失比较，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金融机构开放度不高，次贷相关产品投资有限，损失很小；二是金融业不良资产率很低，拨备覆盖率很高，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在2%-3%，而且拨备覆盖率全国超过100%，有的银行大到180%；三是2008年银行业利润创新高，主要原因包括：（1）新税法调整，所得税从33%降到25%，大约有8个百分点的收益；（2）2008年上半年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时资金供应比较紧张，因此银行溢价能力高，利差空间扩大；四是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裕；五是前几年进行的改革为金融体系抵御此次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四大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完成，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得到提高。
第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大。本轮外需恶化比1998年更显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局限于亚洲，许多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中国的出口竞争对手，而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和欧盟当时仍在IT泡沫带来的繁荣之中（当年GDP分别增长4.2%和2.9%），部分缓冲了中国的外需下滑；而本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直接发生于中国的最主要出口市场美国、欧洲和日本，欧美日经济目前已进入衰退。出口大幅下降，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亦持续下滑，失业率提高和居民收入下降抑制消费需求增长。此外，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加大，个别行业全行业亏损，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下降，多项经济增长指标连续5个月下降。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和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使风险可能向金融体系传导，资本市场波动加大，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存在下降压力，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有一定的困难。经济对金融的第二轮冲击不容忽视，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及储备资产的安全均构成较大影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过渡以及监管不足所引发的问题，使我国金融创新及监管面临新的挑战。（1）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银行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将更为严峻，其中贷款集中度风险、集团客户授信风险、房地产及相关行业风险，以及理财产品和创新工具风险尤为突出。银行客户的还款能力和意愿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地区行政干预金融情况可能出现回潮，做好在没有规模控制下的银行业风险防范工作，对银行监管能力是很大的考验。（2）证券业面临的主要问题。2009年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明显增加：一是维护市场稳定运行的难度加大；二是市场安全隐患增多；三是市场主体的经营困难增加，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放缓，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经营压力逐步显现；四是市场改革创新任务加重。各方对市场改革创新的要求很高，推进改革创新需要更加审慎。（3）保险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保险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境外投资难度加大，国际分保困难，风险跨境传递；一些企业和居民购买保险服务的意愿和支付能力下降，在股票低迷、债券市场收益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保险资产提高收益十分困难，保险公司增资面临困难；个别保险机构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恶性竞争较为普遍，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薄弱，过多地依靠设机构、铺摊子，赢利能力不强；目前需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寿险退保风险，二是保险投资风险，三是偿付能力不足风险，四是新的利差损风险。 中央银行及各监管当局已采取相应措施，制定必要的改革方案，以应对前面提到的潜在风险。从本轮危机发生以来的情况看，我国金融机构风险防控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第四，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2009-2010年）、大规模减税、完善社保和改革医疗卫生制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扶持性的产业政策，如11个行业的振兴规划。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显现，2009年一季度货币供应量增幅快速回升，市场流动性充裕，企业存款增速显著上升，尤其是企业活期存款增速大幅上升，，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趋于下降。金融机构贷款增长明显加快、存款增加较多，较好地满足了经济发展对货币信贷的需求。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58万亿元，同比多增3.25万亿元。3月份当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1.89万亿元，同比多增1.61万亿元。自2008年11月以来，新增贷款结构中，中长期贷款增速呈持续加快态势；票据融资增长迅猛，但三月份增速回落，占比下降。从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投向看，绝大部分投向政府提振内需有关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成为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动力。
第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当前经济运行出现回暖迹象，社会流动性充裕，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应正在显现；PMI指数连续回升；投资的拉动作用明显；进出口跌势有所减缓，环比上升明显；工业生产保持增长；名义消费增长回落，但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消费增长稳定。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呈现出回暖复苏的积极迹象。但是，鉴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以及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不平衡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还很难就此判断我国经济已经触底回升，还需密切关注诸多经济变量的未来走势。中国经济结构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现在只能叫触底回升，是否还能回升还要观察，可能还要在底部徘徊。从目前的形势看，重点需要关注出口下滑趋势是否得到有效遏制、扩大的内需能否弥补出口回落产生的缺口。内需扩大的关键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投资的可持续性；二是民间投资是否得到激发；三是居民消费能否加快增长。
中央财经大学皇冠足球比分院长张礼卿展望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并对相关政策进行评价。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2007年三季度到现在已经持续两年多时间。此间，中国GDP呈下降趋势，2009年一季度达到了历史低位，增长率只有6.1％，固定资产投资、零售、出口贸易、进口、贸易顺差都大幅下降，CPI、PPI最近也陷入负增长。4万亿的刺激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总体讲效果是很积极的。此外，减税、促进房地产发展、鼓励金融和信用担保发展以及各项行业振兴措施等等的效果已经部分显露。
未来中国经济会如何发展？张礼卿教授认为，尽管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谨慎，认为2009年全年中国经济预计只有6.5%增长率，但他本人则持有更为乐观的看法。他认为，第一、二季度总体经济会比较困难，但第三季度就会出现较大的回升，全年增长率很有可能在7.5％以上。原因如下。首先，存货调整在2009年上半年会结束，银行新增贷款急剧增加，虽然出口部门形势会非常糟糕，但出口对中国GDP的影响非常有限，去年净出口只占GDP的7%，增加投资完全可以抵消出口下降对GDP的冲击。由于在扩大就业方面，增加投资可能不能充分抵消出口下降所造成的影响，因而近期最大的问题将是失业扩大。其次，中国的公共债务仅占GDP的20%，2008年财政赤字也只有GDP的0.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都为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也比较低，这也为企业信贷的扩张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潜在风险。一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可能加剧中国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推迟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二是内外需结构性调整的进程被迫放慢，如2007年年初出台的一些限制“三高一资”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人民币汇率改革等都由于金融危机而搁浅或推延；三是如何确保投资项目的效率，防止不良贷款的过快反弹，也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所面临的挑战。
世界银行区域负责人David Dollar提出，为实现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有必要采取改革措施调整经济结构。首先，中国家庭储蓄率很高，主要是医疗、教育方面的强制性储蓄所致，政府应该改善社会服务以及安全服务，在财政政策上映更加倾向公共服务部门，促使储蓄转变为消费。其次，拓展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由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很小，中国家庭储蓄率转化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是很大。中国居民不投资是因为没有好的渠道，中国银行为企业所提供贷款利率很低，企业利润越来越高。利率自由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要在审慎监管情况下让企业去发债，以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最后，要注重服务业的发展。很多国家的消费集中在服务而非工业，中国经济增长要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服务的发展。中国服务业竞争不够充分，未来几年中服务业是一个重要增长点，通过放松管制，让私营投资者进入，增加投资机会。从历史来看，每当中国经济有所发展的时候都会有刺激政策，这次金融危机我们需要在服务业、社会保险，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改革，提高中国人民的福利。

五、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的政策和建议
G20峰会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以重建信任和改革国际金融体制，以克服并防止未来的金融危机。我们需要关注五个重大问题：一是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二是加强金融稳定论坛的职能；三是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四是设立管理机构监督对冲基金；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重点讨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基金组织的最高机构是理事会，执行由执行层和职员来进行。执董会对理事会的决策进行执行，有一个国际金融委员会的平行组织，为执董会提供指导意见，但没有职权下达命令。国际金融委员会由24位执董组成，其中5名由美、日、德、法、英五个国家来任命，而另外19名执董是在选区内选取产生的，任期两年。执行董事会可以进行决策，一些日常执行性的决策也掌握在这个委员会手里的，执董会和普通职员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IMF这种机制的缺陷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这些执行董事只对本国利益进行操作，美国是基金组织最大出资国，所以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次，执董任期太短，只有两年，决策缺乏一贯性。从执董会的组成结构来看，投票权是由国家在基金组织的出资比例决定的。美国出资比例是17%.09，日本6.13%，德国5.99%，法国4.94%，英国4.94%，意大利3.25%，加拿大2.93%，七国集团的成员国出资比例占到了45.27%，如果再加上其他的OECD国家，投票权就占到了60%以上，而主要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出资比例加起来投票权也不超过25%，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IMF的重大决策都需要85%的投票才能通过，美国由于比例超过15%，实际上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这一机制需要重新设计，并且让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对IMF改革的相关建议，各方已经达成协议，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关于IMF改革的相关问题，魏本华提出五点建议：第一，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特别是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反映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的实力，如果不改变这种决策结构我们很难再推动其他改革议程。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选举应该透明，候选人可以是任何一个成员国，只要是IMF或者世行的成员国就有可能被提名，否则大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丧失信心。第三，管理层改革。现在IMF有三个副执董，美国人总是要出任第一副总裁的，另外两个，一个来自日本，只有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IMF成员国很多，如果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增加一个席位，将有助于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第四，美国有一票否决权，要改变这个结果，需要降低现在的决策投票份额，比如从85%降到75%，这样单一国家就不会有一票否决权了。第五，IMF发行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让特别提款权成为一个更加活跃的货币，如允许IMF发行以SDR计价的债权，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购买SDR计价的IMF债权，这相当于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了。我们要推动着一揽子计划，才能成功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Tarhan Feyzioglu讨论了IMF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国际金融架构应该是一种制度性的市场性的框架，包括由个别私人机构广泛使用的进行活动。现有国际金融架构的失败之处有四个方面：一是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督并非完全奏效；二是缺乏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国际协调；三是跨境金融监管不力；四是对流动性支持或外部调整的融资安排不充分。为提高IMF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IMF需要加强多边和双边监督，增加代表性和份额，为财长和央行行长提供更为明确的交流平台，支持跨境金融监管，保持足够的资源以随时满足成员国的各种需要。
第一，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督。IMF拥有全球监督职责，包括双边监督和多边监督。从双边监督来看，每年都会去成员国进行监督检查，观察经济运行状况，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查，同时提供建议，以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从多边监督来看，IMF把成员国聚在一起，分析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危机之前IMF的报告已经对房地产泡沫和美国银行业运营模式提出了警告，但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整合起来创造这样一个情景，告诉大家系统性风险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失败点。IMF和新成立的金融委员会应该携手合作，要“更有效和更均衡的监督”。一是IMF和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合作，就“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提供预警，并提出需要采取的行动”，努力制定一套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不仅为发展中国家也为发达国家提供早期预警。二是关注各种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的尾部风险。原来可能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现在要更关注发达国家。三是使IMF的金融分析更好地和其宏观经济分析相结合，将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紧密联系起来。
第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国际协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很大影响，缺乏足够的国际合作会产生很大问题。2008年危机加剧，但最初国与国之间政策协调明显缺乏。一是各国政府急于保护本国银行体系，对受到较少保护的其他机构造成压力（例如，存款挤提风险）；二是发达国家对本国银行的支持给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造成压力；三是就国际性银行而言，各国之间的责任分担不明确。当前的合作机制存在缺陷，高级政策制定者之间关系疏远，代表性和话语权不均衡。解决方案在于，全球要有一个平台进行政策协调，IMF应承担起促进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责，这就要求IMF的成员国具有较强的普遍性，IMF的工作人员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IMF需要提高其公信力以及调整份额分配，使执董会以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 更具代表性，给予IMFC财长和央行行长更高的展示平台，改进责任制度，依据个人的才能透明地选举管理层。
在份额和话语权方面，基金组织必须推行的是重新调整份额比例和结构。当一个国家成为成员国时就要提供捐资，IMF的基金来自成员国，但是现在出资结构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2006年基金组织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代表性最差的国家进行了临时的增值，包括对份额被严重低估的国家（中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进行首次特别增资；同时还要提高成员国基本投票权，以确保低收入国家享有发言权。
根据新的评估成员国份额充足性的公式进行第二轮特别增资后的份额分布
百分点变化 第二轮增资后的份额
中国 1.02 4.00
韩国 0.65 1.41
印度 0.50 2.44
英国 -0.52 4.51
法国 -0.52 4.51

第三，跨境金融监管合作的缺乏。一是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显得较弱；二是在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者面临可能不同的压力的情况下，各自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资产的收益；三是流动资金和资本可能被召回，对当地银行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四是没有一致的银行解决方案或责任共担机制（如冰岛银行的分支机构，雷曼在德国的资产）。跨境监管合作缺乏的解决方案在于：一是增强风险监控和干预的一致性；二是创造一个和谐的监管机制。进行跨境资本的协调和干预很困难，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建立政策协调框架。
第四，提供流动性支持或外部调整方面的资金支持。当资金流动停止的时候，我们缺乏足够的流动性支持，对有需求的国家的外部需求和融资进行调整，所以融资安排不充分。提供流动性支持和外部调整资金支持是IMF重要职责。当发展中国家流动性出现很大缺口时，他们想从IMF借资，但是IMF的借款有一些缺点。首先，在满足不同国家融资和保险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其次，缺少持续的美元流动性支持（强调银行间市场）。再者，新兴市场化国家缺乏大型的保险机制（一些国家试图通过积累大量储备来进行自我保护）。最后，IMF的贷款能力无法满足潜在需求。解决方案有两个方面：一是融资方面，IMF成立新的借款安排，创建了一种灵活信贷额度的信贷安排，向那些具有很强的政策支撑、经济表现良好、信用记录良好的国家提供新的流动性支持。如果用这种方法借款，可以得到更多的流动性，在接受IMF援助时，没有严格的限制，没有任何支付方面的条件，任何时候都能够使用这一信贷额度或将其作为一个预防措施。而对那些不符合灵活信贷额度条件的国家给予足够的预防性借款。二是改善贷款条件。几年前IMF贷款的条件有几千条，但现在已经缩减到3-4条。增强IMF的贷款能力和可贷资源的可能途径，如双边贷款协议、发行债券（由政府购买）、拓展借款总协议/新借款协议、提高份额、分配特别提款权。G20会议同意将IMF的资金提高至目前水平的三倍，即7500亿美元，新增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在成员国间分配。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使馆金融参赞Michael Wieneke先生讨论了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改革的问题。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德国赞成IMF增资2500亿美元，并随时准备出资150亿欧元，这样的出资包括在新贷款协议里。IMF资金的增加如果要超过伦敦峰会提出的规模就必须取决于危机的发展程度，大家不应该采取选美似的争奇斗艳。只有当其他资源用完时才能使用双边贷款。发展中国家需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但要符合“削减贫困与促进增长”计划的要求。接受减债的国家不应在未来增加不可持续的债务。使用IMF黄金销售收入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必须符合IMF框架。对于IMF治理结构的讨论，必须确保IMF是全体成员国的有效的、合法的组织机构，讨论应该考虑到所有相关信息。
第二，要完成加强全球金融机构的图景，必须要快速执行伦敦峰会提出的一些举措，在未来三年实现对多边开发机构增资1000亿美元的承诺，同时采取最大灵活度来实现最大程度的逆周期影响，严格执行世界银行改革的框架。
第三，全球金融监管改革。需要出台关于有效监管对冲基金的法律来确保决定的执行。欧盟委员会准备出台对重基金监管框架的建议书，也欢迎其他国家的框架。我们鼓励20国集团通过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注册和有效监管的立法，而且立法要符合20国集团峰会的决定。关于审慎监管，欧盟正在修改资《资本要求指令》(Capital Requirement Directive,简称CRD)，这个指令将会考虑峰会关于审慎监管的决定。要想恢复市场信心，要确保快速执行金融稳定论坛关于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体系的建议。金融市场仍然饱受压力，仍然面临下性风险，要让市场恢复正常，我们要改变金融产品估值，特别是要改善受压力的、非流动性资产。不同的模型提出了受损资产的问题，我们希望更多了解这方面的模型，同时还要保证会计准则的统一。
第四，G20、IMF和金融监管改革的联系。IMF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已经完成预警练习（Early Warning Exercise, EWE），加强双方合作，特别是预警练习的合作。IMF和金融稳定委员会能在下次预警练习时尽快出台如何加强合作规模的相关报告，双方也应该出台关于预警练习结果的相关报告。这种报告的发表有一些保密性，但我们希望能批露出一部分，以增加透明度。金融改革的决定要在峰会中所规定的时间内尽快完成。





六、公开讨论部分

听众：您刚才提到在20国伦敦峰会中的建议，把2500亿资金提高到7500亿，您认为美国有多大可能会放弃一票否决权？中国在说服美国放弃的过程中可以起到多大作用？
魏本华：美国肯定是不愿意放弃一票否决权的，我们可能长期实现这种否决权的取消，短期是不太可能的，国际社会也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中国，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也会努力的。我们可以通过20国峰会的平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给美国施压，成立一个新的体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有一票否决权。

听众：基金组织提供的宏观经济的建议并不是很有效，因为基金组织的观点和表达方式让人觉得一个问题只有一种方案，您如何提供更好的建议？基金组织的监管特别是对大规模成员的监管方向是什么？基金组织对中国有什么建议？
Tarhan Feyzioglu：我们认识到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答案存在。我们提供建议之前会做大量准备工作的，会派专门队伍到一个国家进行研究和讨论，在提出建议后还会有人跟踪政策执行的最新进展情况。我们提供的只是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强制性的。在对每个国家进行建议的时候要考虑全球发展情况。由于IMF的成员遍布全球，我们的视角是全球的。
魏本华：IMF会对职员报告中的所有条款进行讨论，希望能平衡不同观点。当成员国政府拿到职员报告的时候，其中会有执董会的意见和建议，这个国家可以自己做出决策，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观点。一般情况执董会会同意成员的观点，70%-80%是这样的。当然国家内部会有一些不同观点，所以政府一方面可以采取职员报告的建议，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执董会的建议。决策的过程还没有完全完成，这是动态的。

听众：IMF在推行自己工作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美国金融危机在蔓延，这种情况下IMF发表了很多意见，但对美国方面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影响非常有限。有人说联合国在金融危机或者全球金融稳定中起到了更大作用，您能否评价一下联合国在稳定世界金融方面的作用？
Tarhan Feyzioglu：IMF的确有这样的职责，有些是相互矛盾的，我们进行监管也提供自己的意见，但某种程度上在提供信息时还要为一个国家保密。关于联合国，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者的关系，IMF是监管全球经济维持世界经济稳定，世界银行的职责是保证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增长。这些国际机构都有自己不同的职责，都是联合国框架下的机构，有不同的分工和职责，联合国为维护世界稳定起到了作用。联合国新近成立的由斯蒂格利兹教授领导的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魏本华：联合国成员众多，有192个，IMF有185个成员国，联合国比IMF多七个，代表性更强，联合国还有一个秘书处，有各个国家代表，联合国更专注于世界货币问题而世界银行主要关注发展问题，WTO关注贸易问题，这是国际之间分工。我认为布雷顿森林机构应该由理事会决定的而不受控于联合国。有人说联合国进程太慢了，因为需要搜集每一个成员国的意见，希望IMF以后能效率更高。关于联合国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外界也有很多压力。希望联合国能起到更大作用来影响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

听众：为什么成员国不愿意向IMF借钱呢？为什么IMF要向美国借款呢？为什么不向中国借钱呢？我们讨论投票权问题的具体原则和目标是什么？
Tarhan Feyzioglu：首先，为什么成员国不愿意向IMF借钱。借钱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但不是所有国家。一些国家借款是有好处的，历史上借款对一些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有些国家认为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也有不合理、不必要的政策，特别是这些政策可能对人民福利产生影响。有一些措施是在IMF的计划之下推行的，IMF贷款项目的条件对一些国家来说很难实行。政府一般都会把基金组织看成最后的救命稻草。IMF不想把钱放到黑洞里面去，所以贷款时通常会附加一些条件，对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有些国家愿意接受这些条件，有些国家不愿意。IMF的做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减少调价，而不是摒弃条件，因为有的国家的财政状况不能持续，所以IMF坚持要附加条件。IMF创造了灵活贷款额度，有一些成员国提出，贷款如果不附带条件我们会接受，IMF可以接受，但是必须展示之前的信用非常好，而且现在的金融压力是暂时性的，这样IMF就愿意提供贷款支持。灵活贷款额度不是给所有国家的，比如中国的很多邻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调整才能符合条件，他们就不能申请。
其次，为什么IMF要向美国借款呢？作为一个基金组织，IMF有时并没有充足的资金。IMF有一个GAB安排，让IMF能够向11个国家借款，选择标准是这些国家的状况良好，贷款后他们自己不会受到影响。现在扩大到26个国家左右，IMF能够向这26个国家借入500亿美元的额度，没必要只向美国借款，可以向GAB国家借款。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正在摇摆不定，通过增加IMF的资金来源向发展中国家贷款，贷款的利息以市场利率（几个国家的加权平均利率）为基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否要过于关注投票权的问题，是否会产生动荡。两年前，我们考虑是否关闭IMF，成员国认为，如果没有IMF，我们要重新设立一个关于经济对话的包容性组织，对全球经济进行监督以防止危机，但是很不幸危机还是发生了。

听众：附加条件忽视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很多国家的金融危机是由结构性问题带来的，如金融市场不发达、劳动力市场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IMF附加条件主要是解决财政方面的调整。对于这些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很难应对这样的情况，如果还要对他们的财政加以约束的话。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愿意申请IMF贷款和流动性支持。过去几年IMF已经减少了结构性调整的要求，但为什么会减少呢?我不知道背后原因，80-90年代，人们越来越担心结构性问题。清迈倡议也有一个类似的附加条件，结果没有人去申请清迈协议下的贷款了，比如韩国，他们确实需要支持，但是他们没有选IMF，也没有选择清迈，最后他们选择与中国签订双边互换协议，背后原因是什么？附加条件存在一些缺陷，有可能过度关注短期问题而没有关注长期问题，过度相信市场原则而忽视了市场缺陷。
Tarhan Feyzioglu：为什么要减少附加条件？这里的附加条件是指国别政府应该执行的有约束力的步骤，走完这几个步骤才能申请贷款，还有各国应该做点什么，事实上我们对各国应该做的有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我们反复强调贷款、财政政策对于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很多人认为我们不关心人民，这是不对的。我们鼓励很多国家大规模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人民福祉，这并不意味着鼓励他们采取更多财政赤字。清迈倡议下韩国为什么没有通过IMF或者清迈协议来借款呢？我认为这是一些表征，可以看出基金组织给别人不良印象，希望在未来这些国家出现融资问题会向基金组织借款。

听众：中国从未向IMF借过钱，那中国在IMF有什么利益？中国为什么要改变发展模式？
张礼卿：中国为什么从未向IMF申请过流动性支持，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说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个艰难时刻，但情况可控，那时外汇储备虽然不多，但是银行体系还是稳健的。中国银行外汇储备是充足的，足够应对当时的困境。其次，中国有一个传统观念，不希望从任何一方借钱，不只针对IMF，即使是商业市场也是如此。
中国在IMF的利益。首先，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在整个世界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调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中国需要在各种国际合作和对话机制中发挥作用，有话语权。因为任何一个大的国际经济事件，即使发生在其他国家，也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举个例子，如果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中国肯定受到影响。而如何通过IMF这样的国际组织来处理这些国家的危机，肯定会影响其摆脱危机的进度，从而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其次，中国希望有更大的话语权，还因为近年来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我们非常关注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世界其他地区的任何动向都会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产生影响。
张礼卿：中国为什么要改变发展模型？几年之前德意志银行三位学者认为，复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可以持续，IIE的经济学家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因为美国经常账户一直有赤字，那时美国贸易赤字已达到GDP的7%。如果美元崩溃的话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当时没有人担心次级债问题，而主要担心美元崩溃。可以认为，次债危机的爆发拯救了美元。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如果发生了美元危机而不是次债危机，那对中国的冲击可能会更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最重要的是它解决了就业问题，创造了很多机会，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如自然资源使用过度、环境破坏、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等。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领导人试图寻找新的途径来维持经济增长。对此，也还有很多的争议。讨论的焦点是中国应该立即改变增长模式还是过十年再来改变。我个人支持马上行动、立即着手改变的做法，因为改变增长模式不可能一两年完成，需要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