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任李建军教授与执行主任彭俞超副教授、博士生李明洲同学合作的论文《“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金融效率》发表于《金融评论》2022年第2期。下面介绍主要内容：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沿线金融合作表现在“货币流通”与“资金融通”方面。资金融通能够从金融支撑角度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通，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加速多边投融资合作，服务于开创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那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合作是否提升了沿线国家资金融通环境质量，进而促进金融资源更有效配置，更好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以投入产出的方式准确评价国家金融效率对“一带一路”建设各参与方意义重大，既能够帮助东道国掌握本国资金融通环境质量，了解金融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而优化本国金融资源配置；又能为中国企业制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提升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资效率，降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风险。

本文将金融效率定义为“一国金融资源对国民经济产出的贡献度和有效性”，考察金融资源投入转化为经济产出的作用效果。金融作为动员与分配经济资源的重要手段，其效率高低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要素的分配状态与利用程度，金融效率高反映为经济体利用有限的金融资源推动尽可能多的经济产出。本文所研究的金融效率是宏观的、广义上的金融效率，即全社会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有效性，与王广谦（1997）、彭俞超和彭丹丹（2018）等定义的宏观金融效率一致。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国家层面金融效率进行测算，相比于以往“一带一路”效率测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效率（严佳佳等，2019；张友棠和杨柳，2020）、基础设施绩效（李建军和李俊成，2018）、贸易便利化水平（孔庆峰和董虹蔚，2015）等方面，本文测算的金融效率更能够反映国家整体资金融通的环境质量，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意义。第二，本文将金融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作为政策冲击来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金融效率的作用效果及异质性影响，弥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第三，本文不仅对政策效应进行考察，还从资金融通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金融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为客观评价国家层面金融效率，本文借鉴Battese and Coelli于1992年提出的随机前沿模型领域经典方法构造计算金融效率理论模型。由于投入产出关系具有多变性，本文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加入时间趋势和投入变量的交乘项以刻画技术时间趋势变化（彭俞超和彭丹丹，2018）。这种参数方法确定了生产前沿形式，测算了金融资源投入下经济产出的效率，并将随机因素纳入影响产出的考量范围。在金融资源投入指标选取方面，本文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选取每十万人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股票市场总市值/GDP、股票市场交易额/GDP、保险公司总资产/GDP、私人部门国内信贷/GDP、政府与国有企业信贷/GDP、私人部门债券/GDP、金融系统总存款/GDP、投资组合债务总额/GDP等代理金融资源投入，以人均GDP作为经济产出，测算出样本期内各国各年度的金融效率值，并将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金融效率指数。

通过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本文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金融效率的影响，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实验组、非沿线国家作为对照组进行处理。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金融效率提升。在进行改变金融效率测算方法、控制高阶固定效应、增加控制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效率促进效应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与非邻近国家中更为突出。此外，本文发现面临更低经济风险和外部冲突风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更为显著的金融效率促进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对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沿线国家资金融通而提升金融效率。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提升沿线资金融通效率有以下政策启示。首先，“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对沿线国家金融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深入推进资金融通合作，充分发挥金融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部分沿线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较低，金融资源在量与质两方面均未能达到合意水平，导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低下。为提升沿线国家金融效率，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与主要参与方，应积极推动沿线金融合作，继续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引领带动高质量、大规模的金融资源在沿线国家聚集流通，促进金融对资源更有效配置进而提升金融效率。其次，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效率提升作用具有异质性，在推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的金融市场成熟度和金融需求差异度，因地制宜推进金融合作。最后，“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进程中需格外重视风险因素。应格外重视能够对沿线投融资合作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汇率风险等经济风险，可以通过推动中资银行“走出去”拓展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等业务，鼓励使用人民币开展基础设施投融资业务以避免第三方货币价值波动带来的交易风险，降低风险因素对沿线国家资金融通的影响，维护沿线国家金融稳定，助力金融效率提升。